我一直坚持叫苏东坡他的本名——苏轼，而不是为人们所熟悉的东坡。因为苏东坡是他在谪居黄州的时候才给自己起的字。但在那个时候，也正是他最不得志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创作了中秋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首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中秋词我就不烦录于此了，只把小序录下，细细品。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苏子由，名苏辙，是苏轼的弟弟，也是他一生的好友。苏轼曾经有过“四海一子由”的感叹。在那样一个秋夜，苏轼的父母早已作古，自己唯一的亲人苏辙又不在身边，很难想象苏轼是如何的”欢饮达旦“和“大醉”。但是他的确是有可能醉的。因为这个人酒力特别差，经常喝一两口就已经满口胡话。但是他又特别爱喝，所以朋友经常让他自己一边醉去，别人接着玩。苏轼师从欧阳修，而欧阳修在晚年所作的《醉翁亭记》中也有”太守好饮酒，饮少辄醉“的句子，可见这师徒两个真真臭气相投。

苏轼这一生是很凄惨的。也许是他经常偃仰啸歌，使世人忘记了他的苦闷。如果说陆游和杜甫仕途不顺的话，那么苏轼简直就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陆游和杜甫只是一介小官，而苏轼却是欧阳修亲自点出的榜眼。当时宋仁宗看到苏家两兄弟的文章时，高兴地对左右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这是何等的荣耀。但是由于当时王安石的变法，把当时德高望重的老臣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逼得没有实权，对苏轼这样一个在士大夫当中极有号召力的反对派更是毫不手软。我很奇怪世人为什么会说这个“荆公”会和苏轼私交不错。他们简直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再加上一干子小人，比如章淳李定之流从中作梗，苏轼这一辈子，自从25岁守丧回京之后，就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待上两年。一个20岁就中了榜眼的少年天才，在自己65岁的一生中，对自己的生活从来都没有过一点的抱怨。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敌们才对他如此恨之入骨，一次又一次地将他贬谪，再贬谪。

     但是苏轼很喜欢笑。在《石钟山记》里，他三次的笑各不相同，成为了人们了解他这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的最好的窗口。传说苏轼在担任翰林学士一职（相当于副总理）时，经常在各部周游，给人讲笑话，闹的人家干不下去活，而他自己则在晚上高效率的处理自己的公事。苏轼总给人一种可爱的印象，我曾经有一度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恨他。直到我知道他讽刺起人来绝对不手软。如果说得不敬一点，苏轼是有一副如簧之舌的。他在与人辩论的时候，别人绝占不到一点上风。他对皇帝上书时，对新法的弊端说得绝对不留情面。曾经连上八书痛陈时弊。我想如果我是皇帝的话，也不会很高兴的。又何况是他所极力想要废除的新法的创始人呢？宋朝的党争，的确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范仲淹、司马光等人去世之后，北宋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所以欧阳修才会创作那篇著名的《朋党论》，而王安石所谓的变法更是给已经非常疲惫的国家安上了一副最沉重的枷锁。

     在这里，又不得不说一下王安石这个人。在高中语文课本里，给王安石的评价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也作为他“大胆革新，清除积弊”的英雄形象的真实写照。王安石这个人的确是值得人敬佩，他那种不管别人想法，特立独行的性格十分符合21世纪的年轻人的想法。他爱民，却害民，爱国，却祸国。治大国如烹小鲜，王文公想必是没看见过这句话。

     正因为苏轼看到了他改革的危害，才会那么坚决地反对变法。但是苏轼并不是保守派。苏轼之所以被一贬再贬，有很大程度上是他的pH=7造成的。他所信仰的是道理，是事实，而不是各个党派自己的利益。同时，他又学不会古人的养光韬晦，又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舌头，他有很多无心之词却为他树立了众多的敌人。苏轼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评论贾谊的时候能把问题说得那么清楚，到自己，却是一团糊涂。他什么道理都明白，就是改不了自己的秉性。他为自己的个性受了一辈子的苦，却又为它而受到了千年来所有后人的尊重。

     我有的时候常常在想，是什么驱使着苏轼这样快乐地在悲惨的生命中放声歌唱。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一个人自己的追求和向往。苏轼是个外向的人，他没有文人的迂腐之气。苏轼又是一个快活的人，他对什么都充满了兴趣，这使他不会流连于声色犬马。苏轼还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把自己的情感寄予了他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山水景物，所以他不会情郁于中不得发泄。这种人，往往很容易受到伤害。可是面对累累伤痕，没有复仇，没有自弃。更没有放纵，他与生俱来的沉稳和一点点保守让他干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他只是喜欢对别人谈起自己，只是选择分享，然后遗忘。

     借用现在苏轼的“官方”评价——我觉得非常准确——他是一个豁达，乐观，仕途不济的北宋首席文学家和书法家。

     但是要记住，遗忘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一般人所做到的，不过是不去想它而已。苏轼是不是普通人？这个问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又见明月，东坡永生于吾心。